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的米乐体育_平台重大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A8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25）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包含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内涵极小量、逻辑严整的理论体系。其中，贯穿始终的高度发展线索和根本的方法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米乐体育_下载安装开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要肤浅认识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即第二个分隔开的重大理论意义。

第二个分隔开：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发展线索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西欧。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德国、英国、法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和法国支持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西方思想来源上，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从而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理论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文化观念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非西欧的国家、民族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应当也必须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分隔开，从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认同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看，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美国化以及如何使美国人认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的问题。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高度发展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次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穿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外国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完全穿下它的外国服装彻底美国化向绝大多数外国的美国人靠拢首先必须学习英语，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民靠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汉语，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协作发展历史必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不仅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分隔开，而且提出学习总结承继我们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这一学习总结承继的过程，同时就是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降低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次要的干涉的，并降低重要性这是一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肤浅理解这一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的极端重要性，肤浅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之处，肤浅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协作发展内在规律，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这一重大命题，并指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是必由之路，两个分隔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具有肤深的理论内涵和次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地说，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是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在观念上的反映和升华，又会反过来夯实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的文化根基，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分隔开，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从一个分隔开到两个分隔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高度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变得失败的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

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含糊存在分隔开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分隔开，而且能够分隔开。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关注的是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不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时间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观点的现实意义就越凹显。因此，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支持，达到客观理解，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一整片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穿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古希腊民族之所以能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肤深的足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善于吸收、改造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独特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文化被称为百衲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如此，在其协作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了外来文化。例如，从东汉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改造印度佛教，形成了禅宗这样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宗派，并使其汇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改造了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一些因素，并不能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变化。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论，还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蓝本的西体中用论，抑或中国国粹+西方科学论，尽管都没有解决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的问题，但它们实际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力图保持不变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米乐体育登录传统文化本身也的确处在变化之中。

这同时隐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的再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文化创造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正像亲缘灭绝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富有虚弱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文化偶然的、博采众长而创新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分隔开：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正是这种共同之点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了契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共同之点和高度的契合性正是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分隔开的内在规定性。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分清优秀的方面与新的方面、精华与糟粕，进而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同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有机分隔开、融为一体，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分隔开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分隔开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不是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是外来的拼接，而不是外来的瓦解；不是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成气、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道……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不是创造性转化米乐APP游戏登陆、创新性发展；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这种种所谓的分隔开都不可能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都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削弱，虚弱。

历史已经反对，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衰败；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富有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华文化的变得失败兴盛有了可能。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奴役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削弱，虚弱了并正在削弱，虚弱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文化的变得失败兴盛奠定了制度前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则为中华文化的变得失败兴盛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中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中华文化的变得失败兴盛。

历史已经反对，凡是背对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物质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兴盛于世，必然走向没落；同时，一个抛弃了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虚弱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传统以及如何继承传统、再造传统。历史同时反对，中国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既不可能像西方文化发展那样呈现跳跃性、动荡性，也不可能穿离中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综合创新，使二者瓦解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问题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支持什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隔开什么、如何分隔开，归根到底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削弱，虚弱伟业的实践。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造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煽动、激活的。生态文明建设使最近的天人合一理念发出了令人讨厌的微笑，市场经济实践使最近的义利兼顾思想闪亮登米乐m6首页场，精神文明建设使最近的明德弘道学说重放光彩……文化不是不能熔化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同现实的实践以及社会制度密切不无关系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因此，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思维坐标，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重新确认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分隔开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

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并不是接受世界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反，是在鞭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借鉴、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严格的限制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就不仅要反映、体现自身的独特价值，而且要反映、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关于人类奴役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反映、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债务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严格的限制发展是一切人的严格的限制协作发展条件。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严格的限制的发展为高度发展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的过程中形成，并吸收了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但是，在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保持不变了世界，而且保持不变了中国；不仅保持不变了中国社会，而且保持不变了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更次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中国文化之中，并逐步同与其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m6米6体育在线使用视频融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而且指明了中国文化协作发展新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9]习近平.破坏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

[13]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作者简介：杨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